这些年，形成一个习惯，不管出差，还是调研，都习惯“带一本书”。既然是“有意为之”，那带什么书就成了一个问题——至少与目的地得有些关联。比如，去云南弥勒，我带了朋友杨潇写的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，或浓或淡的历史烟云扑面而来；去南京，我带的是程章灿老师的《潮打石城》，一座自认为的熟悉城市，却带来不少陌生感；去贵州，我带的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《西南中国行纪》，一位“山河故人”的形象跃然纸上；回故乡，我带的是曹锦清先生的《黄河边的中国：一位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》，和梁鸿老师的《中国在梁庄》。再如，去日本，我会带一本《地理与世界霸权》；去荷兰，会带一本《郁金香热》。总之，会在“刻意”与“不经意”之间，找到和一本书的缘分。到淄博调研，我随身行李带了两本书，一本是以赛亚·伯林的《现实感：观念及其历史研究》，一本是张维迎老师的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。
《现实感：观念及其历史研究》，以赛亚·伯林著，译林出版社，2022年2月
首先要说，这次确实是“不经意”带的书，因为都是最新出版的，刚拿到手，即便《现实感：观念及其历史研究》十几年前出版过，这次算是修订再版，正好与手头的有些写作内容相关，即便出差，阅读思考也没有中断。如果真要说“刻意”的话，也并非没有原因，众所周知，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，齐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“务实性”，带这些书也是与“务实”密切相关，可以说齐文化是“现实感”十足的文化。“重商”，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传统文化中的“重商”，现实意义何在？与我们今天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”之间，有着什么样的关联？
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，张维迎著，海南出版社，2022年6月
在去淄博的高铁上，我和同行的李少义老师（联合国环境署国际资源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前主任）、刘英老师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主任）一起，讨论着对淄博的印象，对淄博之行的期待，他们都是政邦智库研究员，我们会共同完成此次调研。巧合的是，李少义老师也“带一本书去淄博调研”，他带的是《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》，包括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，犹太人的现代资本主义才能，犹太特性的起源等。李老师在联合国工作了近三十年，视野开阔，见识不凡，这本书的选题和研究方法，都是我的“菜”，回京之后会找来读一读。
《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》，桑巴特著，商务印书馆，2022年6月
还在高铁上，一位老友微信联系我，捎带闲聊了几句，听我说在看《现实感》，问我有何收获？三言两语，无法说清，就顺手抄了几句正好看到也正好有共鸣的话发给他：“活着就要有所作为。有所作为就要去追求某些目标，就要去选择、接受、拒绝、追寻、抵制、逃避，就要去赞成或反对某种生活方式或其中的某些因素。有自觉意识的人知道这些，没有的仅仅是去做而己。因此价值就是包括思考、感觉和意志的生活的机理的一部分，我们不需要在世界之外找一个阿基米德点，以便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这个或那个观点，就像选择商店里的货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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